从集邮联八次大会邮票(小型张)看中国古代邮驿文化(上)

2020-06-22  

与电信、互联网相⽐,邮政在⼈类通信史上具有连续性极强的特点。世界范围内,中国虽非最早出现邮政的国家,却得益于⽂书⾏政和与之同构的成⽂法系的迅速早熟,⽽在战国中晚期的秦国,诞⽣了全世界最早的邮政法——《⾏书律》,并且⾄⻄汉初年显现了完备的⾯貌。举凡机构⼈员、邮路等级、邮件分类、时限要求、惩罚措施、邮⼈待遇,⽆不⼀⼀规定。⼀系列防⽌邮件搁压、遗失的问责制度,使得邮递过程环环相扣,实现了全程监控。⻄汉真正健全了中国⼤⼀统的王朝制度,它所确⽴的邮政体系不间断地延续了两千年,这在全世界是唯一的。因⽽,中国邮政体系是世界邮政历史的最辉煌篇章。

1982年,为纪念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次代表⼤会召开,中国邮政部⻔就议定以中国古代邮政的代表性⽂物和遗迹为主图来发⾏相关邮票,并随着此后历届⼤会的召开遂形成⼩型张系列。按照当年确定的这⼀总体⽅案,⾄今已发⾏了8枚⼩型张,其主图和边饰⽆不围绕中国古代邮政⽂物和相关的时代经典元素来进⾏设计。观赏这8枚⼩型张,就好似饱览⼀部有关中国古代邮政历史的形象化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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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85M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小型张)

主图:甘肃嘉峪关魏晋时期墓室壁画—驿使图

边饰:雁阵

驿使

中国古代,凡乘驿马出行传递消息的公差皆可称驿使。公元前300年左右,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故事告诉我们,单骑马递用于通信的历史远不如车递通信久远。“驿”,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没有这个字,迄今所见最早者是秦始皇陵西侧发现的秦代瓦文“平阳驿”。史书中的驿使要到汉代才奔驰在邮路上。《汉书·李广传》记载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下诏给反击匈奴的将军李陵,交待他报送军情可以“因骑置以闻”。骑置,就是驿骑,也指称专为单骑交通设立的中继站点。这样的机构在唐代称馆驿,到元代与突厥语转化来的蒙古语“站赤”相合,才有了驿站的说法。

全国性的驿骑组织是到了唐代才建立的,在汉代只有边塞存在广泛的驿骑组织。西汉有边郡告警将文书封于赤白囊中,由骑驿一路传递到长安的制度。《汉书·丙吉传》载:“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来至。”说的是当时的丞相丙吉善待嗜酒驭吏,有一天,这位生于边郡,而“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的驭吏在长安街头看到驿骑挎赤白囊驰过,知是边郡来警,待打探一番后速告丙吉。宫中诏见时,早有准备的丙吉从容对策,得到皇帝褒奖。赤白囊可说是边郡报警的专用邮袋,奔命书系因拼命传递而得名。

从长安出发的宣诏使者可以选择乘坐传车和骑乘驿马。《汉旧仪》云:“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玺书就是皇帝的诏书,驰传就是由跑得比较快的马所牵曳的传车,如果宣诏使者选择驿马出行,就要由沿线驿置派出三名驿吏与之同行,以确保诏使的安全。也有说“三骑行”是一昼夜更换驿马的频次。一昼夜行一千里,这是古代的极速,只是驿马倒毙的风险大增,故需“三骑行”相伴,这样的解释似强于换马频次的说法。

二百多年前,英国马嘎尔尼使团随团画家描绘的乾隆皇朝宣旨驿使


到了唐代,马递中继机构称“驿”或“驿馆”,从驿人员达到7万人。元代,驿站空前发达,全国约有驿马45000匹,另有与之数量相当的备用马。清代前期,全国的驿马和邮传事务统由兵部车驾司掌管。清代驿马最快一挡为每日800里,康熙命紧急军报务必星驰接递,雍正创立“红旗报捷”制度。乾隆有诗赞道:“七千里外路迢遥,向十余朝兹八朝”,可见速度已接近一日千里。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亲眼目睹了为保证这样的速度,“共有5名士兵骑马护送驿差”。使团成员记述道:“骑马送信相当迅速,通常只需10来天时间就能跑完从广州到北京的1500英里路程”。使团自己则用了80天左右的时间才走完了这段行程。英国人的钦佩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在同一时代,英国皇家邮政马车所创下的最辉煌记录也不及中国的驿站。而乾隆朝驿递的速度是同期法国皇家邮务的两倍。

《驿使图》

1972年于嘉峪关市新城魏晋5号壁画墓出土,砖面横35公分,纵17公分,以彩绘和黑色勾线描画了一位疾行驿使,被文物部门命名为“驿使图”。画像砖上的驿使头戴黑帻,着皂缘领袖中衣,左手持棨传文书,胯下红鬃马四蹄腾空,表现了驿使跃马疾驰。棨传为通过关卡、驿站时的信物。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驿使形象,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年左右。

雁阵与鱼雁传书

中国古代,鱼雁意象有悠久的历史。古称信使为“鱼雁”,也叫“鸿鳞”。南朝梁人王僧儒《咏捣衣诗》云:“尺素在鱼肠,寸心凭雁足。”南朝陈人王瑳亦有诗云:“雁封归飞断,鲤素还流绝”。现代汉语中,除鸿雁传书外,还保留了鱼雁传情、鱼雁往还、鱼雁不绝等说法。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什么会以鱼雁来意喻信使和书信?

中国邮政于2014年发行的《鸿雁传书》特种邮票

大家都知道鸿雁传书乃由苏武出使匈奴而传为美谈。但汉使诈称鸿雁传书,匈奴人深信不疑,则其背后必然还有民俗渊源。存有大量先秦资料的《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东风解冻……鱼上冰,鸿雁来。”《吕氏春秋》亦载:“孟春之月……鱼上冰……候雁北。”可见古人早就注意到了归雁不违时令的自然现象。凌空的雁阵又给人无限遐想,很容易牵动羁旅之情,岁月之感,使人睹雁伤情,托雁寄怀。如唐代韦应物《闻雁》:“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中国古诗中吟诵雁的诗句可谓汗牛充栋,雁塞、雁门等与雁有关的地名也倾注了人们对雁的钟情和厚爱。古人以为大雁组织性强,信守时间,忠贞不二,有“仁义礼智信”的美德,是通人性的动物,也是可以托付的伙伴,故以“雁使”代称传书之使,“雁音”谓音讯。“雁信”、“雁书”更是常用之词,南朝梁人刘孝威有诗云:“雁书犹未返,角马无归年。”唐代温庭筠亦有诗云:“若向三湘逢雁信,莫辞千里寄渔翁。”

鱼与书信的结合比雁有过之而无不及。古人写信用绢帛,有把信结成鲤鱼形,如唐朝李商隐诗云“双鲤迢迢一纸书”。志怪小说集《瑯嬛记》记载:唐代贞观年间有人“以朝鲜厚茧紙做鲤鱼函,两面俱画鳞甲,腹下令可藏书”。且有诗云:“花笺制叶寄郎边,江上寻鱼为妾传。郎处斜阳三五树,路中莫近钓鱼船。”鱼书一向代表男女缠绵悱恻之情,唐代诗人韦皋少游江夏,在客舍中偶遇一小青衣名叫玉箫,韦皋留下玉指环一枚,并以一首《赠玉箫》寄情:“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鱼书出典于汉代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明人顾元庆在《夷白斋诗话》中评述说:“腹中安得有书,古人以喻隐秘也。鱼,沉潜之物,故云。”因而,鱼雁大多代指个体间的纸短情长。王昌龄《独游》所吟“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更使诗人思念友人的无限惆怅弥漫于天地间。

清代国家邮政开办后发行的跃鲤、飞雁邮票

当公共邮政在晚清之际开办后,鱼雁很快就成了国家邮政的象征,鸿雁则成为邮递员的代名词。“鱼沉雁杳,音耗不闻”的时代终于一去不返。

2

J.135M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小型张)

主图:王命传虎节

边饰:“传舍之印”封泥拓片

“王命命传赁”虎节

战国后期楚国遗物,高10.7公分,宽15.7公分,故宫博物院藏,相传出土于安徽寿县。此虎节体扁平,作伏虎形,昂首张口,长尾从臀部向脊背弯曲。铭文为“王命,命传赁。”“王命”,楚王之命,此命亦指命书,相当后世诏令。“命传赁”的命则是楚王任命的意思。故铭文中的前一个命表示的是铭文所属的公文类别,后一个命表示“传赁”为楚王所命。赁,雇佣之意;传指传车。命传赁三字是一个名词词组,即楚王雇佣的乘轻车执行公务的人。整个铭文表示持虎节者身负王命,沿途车递中继机构要予以接待。

除了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虎节,湖南省博物馆也藏有一件,为1985年收集,铭文亦为“王命,命传赁”。中国国家博物馆亦藏有一件虎节,有铭文4字,可释为“王命传遽”,皆为楚国遗物。

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中还出土了一件精致的虎节,亦为楚国遗物。高11.6厘米,宽19厘米,厚1.2厘米。是目前所见唯一的错金铜虎节。其上铭文可释为:“王命,命车驲。”“命车驲”的身份要高于“命传赁”,是执行王命乘车办理公务的官员。

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虎节

除了虎节,存世的战国铜节还见有龙节、马节、雁节、鹰节,都属于使用中继交通的通行凭证和供应凭证,是后世邮符的前身。这些铜节的年代皆属于战国中晚期,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邮政文物。

传舍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邮票小型张边饰以汉代“传舍之印”封泥装饰。“传舍”封泥,各地多有出土。

秦汉之际,畜力中继交通以车递为主,马曰传马,车曰传车,供乘坐车马的公差下榻的宾馆就叫传舍。传舍出现在战国晚期,不分公私,一律重在人员接待,至于畜力中继的服务,似无定制。如《史记·孟尝君列传》所记孟尝君所设传舍有三等,但只有上等的“代舍”方有车可乘。中等虽名曰“传舍”,却是无车可乘。战国时连横合纵,加之各国广招贤士,官私之舍兴盛一时。秦代,郡县治所当遍设传舍,以为官方接待交际处所。以里耶秦简所见,偏远的迁陵县亦有传车、传舍。至秦末群雄并起,使者相望于途,传舍在乱世中得以维持。《汉书·郦食其传》说刘邦起事后招贤纳士:“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食其”,讲的是刘邦在传舍里延请郦食其来相见。唐代颜师古注:“传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侍也。”《史记·黥布列传》载:“楚使者在,方急责英布发兵,舍传舍。”说的是楚汉之争时,项羽的使者前来督促淮南王英布发兵进攻刘邦,楚使到英布这里的下榻之处也是传舍。

至汉代,传舍依然为郡县公馆,亦称都亭,按今天的行业划分,应该首先算作政府宾馆、招待所,与传车的联系倒在其次。只是为了不影响羁旅赶路,传舍大多设于城外,因为那时的城门会定点关闭。汉代传舍的数量很多,著名历史学家孙毓棠在《汉代的交通》一文中指出:“政府在各县县城设有传舍,等于官家的旅馆,供作客吏旅行宿息的处所。政府的大员或行部的刺史到了县城,照例住在传舍,县令长则到传舍来谒见。”县城有传舍,郡城自然也有,长安更多高级馆舍,亦属广义传舍。《三辅黄图》卷三载:“汉畿内千里,并京兆治之,内外宫馆一百四十五所。”宫馆既包括为各郡官吏赴长安而设的“郡邸”,也包括招待藩属与“外夷”人员的“蛮夷邸”。

汉画像石上的“车马临门图”,表现了两位专职人员,将传车迎进中继站点——传舍,以利信使作安全、正点的长途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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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74M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小型张) \\

主图:姑苏驿

边饰:象形鱼字装饰图案

横塘驿

实为横塘驿站门亭(邮票设计时误为姑苏驿),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盘门西南十里,大运河与胥江交汇处的河叉三角洲。驿亭南北进深5.5米,东西开间4.2米,六架梁,歇山卷棚式瓦顶,四角有4根石柱,围筑砖墙,南、北各辟1门,东、西各开1窗,窗下各有长条石凳。据史料,驿亭初建于明代,确切年代不详。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修葺。1961年全面整修,1963年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再修,1982年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横塘驿地处南北要冲,是水陆两用驿站,明代时规模可观,现仅存亭子,其他馆、楼、庙、台均已不存。驿亭石柱上刻有“客到烹茶旅舍权当东道,灯悬待月邮亭远映胥江”楹联,描绘了当年横塘驿迎来送往的景象。

象形鱼字

取材于古体汉字的鱼字。鱼字装饰图案与“一大”小型张雁阵图案边饰相呼应,寓意了鱼雁传书的佳话。


4

1994-19M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小型张) \\

主图:汉·克孜尔烽燧

边饰:《塞上烽火品约》

克孜尔尕哈烽燧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西北盐水沟东侧。烽燧高16米,底部东西长6米,南北宽4.5米,是现存最高大的烽燧遗址。专家考证该烽燧从汉代一直使用到唐代,在保卫国家安全,促进边疆发展和维护丝路畅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作为丝路申遗申报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克孜尔尕哈,维吾尔语“红色哨卡”的意思,正是对该烽燧所代表的古代军事通信设施的最好诠释。烽燧作为军事通信组织,在通过烽火传递敌情的同时,还要将详细的敌情报告以书面的形式递送到上级军政机关,甚至以驿骑驰报中央。所以,烽燧体系中必伴有邮递组织。如果将烽火比喻为古代的电报,那么克孜尔尕哈烽燧就是中国古代西北边防线上的邮电所。

《塞上烽火品约》

系汉代烽火报警条例手册,是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紧邻甘肃省的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破城子古城第16号房址发掘出土,为汉代边防线上的居延都尉府下辖的甲渠候官实用过的官署文书。

汉简可见烽燧线上广泛使用马递通信,《塞上烽火品约》中有关烽号误报或无法举烽时动用快马报信条例有三条:

(1)●匈奴人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具烽火者,亟传檄告,人走马驰,以急疾为□。

(2)●塞上亭隧见匈奴人在塞外,各举部烽如品,毋燔薪。其误,亟下烽灭火,候、尉、吏以檄驰言府。

(3)●匈奴人入塞,候、尉、吏亟以檄言匈奴人入,烽火传都尉府,毋绝如品。

“如品”就是要按品约规定的去做,品约亦称品程,是各级军政机构自己制定的条例。《塞上烽火品约》是居延都尉府颁发的有关甲渠、卅井、殄北三个候官举烽报警的条例,全册共17枚简牍,除1枚简为标题外,其余16枚简每枚书写一条规则。其中与文书传递相关的有3条:

(1)规定当匈奴攻进塞防线时,若遇大风和雨天无法举烽,则赶紧以最快的速度用檄书通报。这是要求第一时间发现敌情的烽燧在无法点燃烽火的情况下,要采用最快的方式通知邻近烽燧和上级指挥机构,在没有马的情况下要以跑步来完成,所以叫“人走马驰,以急疾为(故)”。

(2)规定凡见有匈奴临近塞防线而未攻破警戒线,只举布帛一类的烽号告警,不许点燃积薪施放烟火,如果不慎点燃了,要马上扑灭,并且由候长、尉史、士吏签发檄书“驰言”都尉府。从上下文关联的术语看,所谓“驰言”之驰同于“马驰”。

(3)规定匈奴攻进塞防线,在可以举烽,并将烽号传到都尉府的情况下,也要由候长、尉史、士吏签发檄书报告邻近烽燧和都尉府。这条虽然没说传递方式,但从前两条的“亟传檄告,人走马驰”和“以檄驰言”看,此条对传递方式的要求也应该是马递。当然,上千里的烽燧线上不大可能保证全线烽燧随时备马,风雨交加中,即使有马,也未必快过人跑。所以,《塞上烽火品约》执行传递文书时,更注重“人走马驰”。

《塞上烽火品约》复制品


(未完待续)......